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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在2013-2014财年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,2014年至2015年,澳大利亚批准了460亿澳元的中国投资,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。



  企业家们在首届中澳企业家峰会上举行圆桌会谈。(资料图/图)

  一位与会的中国投资者从中国视角出发,将中国企业出海的原因概括为三点:消费升级,品牌、技术升级以及全球资产配置。

  “给澳洲的牧场装上摄像头”

  “在男人们关心投资、收购、兼并的时候,女性和妈妈们在关心我们吃什么,能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食物。”北京阿卡控股董事长江宇虹说。

她认为,像澳大利亚这种教育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,未来一定是农业的衍生点,“今天不来,明天也得来”。

  2017年3月26日至3月28日,江宇虹等100位中国企业家抵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,参加了首届中澳企业家峰会。他们与另外100名来自澳洲的企业家汇聚一堂,从会议室谈到晚宴,又从晚宴谈上了邮轮。

  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。此外,中国在2013-2014财年也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,2014年至2015年,澳大利亚批准了460亿澳元的中国投资,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。

  为什么中国资本会涌向澳大利亚?一位与会的中国投资者从中国视角出发,将中国企业出海的原因概括为三点:消费升级,品牌、技术升级以及全球资产配置。

  江宇虹曾担任美国戴尔公司大中华区高管,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从事农业。6年前,出于对市场的敏感,她发现周围的中产阶级正在成长,他们希望找到品质更高更安全的食物。

  从2011年开始,她一边孕育生命,一边开始创业,从有机农场开始做起。目前她已有6家有机农场沿着高铁线铺开,围绕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。

  之所以来到澳大利亚寻求合作,江宇虹说,是因为中国种植业发达,有机农场生产的都是蔬菜,而澳大利亚的畜牧业发达,能够向中国家庭提供绿色有机的肉、牛奶还有鸡蛋,就像国外很多家庭每周收到的营养盒子,里面什么都有。

  更重要的是,江宇虹希望把中间的经销商打掉,把澳洲的农场和中国的消费者直接联系在一起。通过在农场安装摄像头等IT技术,可以让中国的消费者知道农场所发生的一切,比如消费者众筹的是哪头奶牛,它是怎么下奶的,有没有被投喂抗生素等等。

  阿卡的目标客户是中国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,据江宇虹介绍,阿卡的客户已涵盖30万中国家庭,按一个家庭四口人计算,阿卡的客户实际上是120万人。而市场需求的增长是巨大的,不是45度角,而是60度。

  2016年7月,《经济学人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,中国的中产阶级(家庭年收入在7.66万-28.6万人民币之间)人数从1990年代的几乎为零,增长到今日的2.25亿。

  江宇虹在会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她可能会参股澳大利亚的一些农场,这么做并不是像购买酒庄一样出于财务目的,而是希望能够“给澳洲的牧场装上摄像头”。

 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,是为了布局正在到来的风口――中国中产阶级的衍生需求。江宇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,目前阿卡的利润有一半都是衍生需求。阿卡做的是高品质农业,客群是中产阶级以上,这个群体除了吃喝,很自然的诉求还在于教育等服务领域,比如一个家庭周末去到了农场,家长们就会提出能否给孩子在农场上课,让孩子们认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当中的本草。

  “卖农产品的毛利率可能只有20%,但是卖课程可以高达60%。”江宇虹说,“除了老师没有别的成本了。”江宇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她曾参与撰写农业“十三五”规划,当时就把多产业融合写了进去。她认为,像澳大利亚这种教育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,未来一定是农业的衍生点,“今天不来,明天也得来”。



  利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子考察澳大利亚酒庄。(资料图/图)

  把酒庄搬回中国

  “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了,拉动了世界经济。”利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子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,他的微信名叫“中国之子”。

  李中子早年曾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博士,后来成为美国通用、福特汽车的配件生产贸易商,十几年前他回到中国,投资了二十余家企业。如今,他又再次走向海外。

  李中子认为,中国企业家和以前不同了,资金和产能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,所以走出来寻求更多的机会,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、理念,已是大势所趋。而中国企业家到澳洲来投资,或多或少都是对准大陆的角度,不管是在矿业、农业,还是旅游、高科技领域,都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,学完了以后,再服务运用到中国,因为“中国的市场更大”。

  中澳企业家峰会结束后,李中子将继续前往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等地考察红酒产业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他的想法很简单,更多是想学习调研,把澳大利亚的红酒产业带回中国。

  “所谓产业就不光是种葡萄,不光是酿酒。”李中子想学习的是,酒庄在澳大利亚是如何与旅游、酒店经营以及金融业挂钩的,如何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产业。比如生产、贸易、文化旅游带动酒店业,红酒产业如何做期货和众筹,红酒品牌怎么打造,“是一个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”。

  与此同时,李中子正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开发一个红酒酒庄项目,预计占地5000亩。他正在和地方政府河北怀来县商量,希望打造一个国际红酒特色小镇,把国际先进酒庄直接展现在国人面前,不需要到澳大利亚就能看到澳大利亚的酒庄长什么样。

  他是在操作一个房地产项目时偶然发现,那里有一个几十万亩的葡萄庄园,名叫沙城,中国11%的葡萄酒产能出自那里。“但在中国没有一个这样的产业,红酒都还非常非常年轻。”李中子说。

 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2016年正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,也为李中子的项目带来了机会。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原部长安德鲁・罗布在会上发言时称,澳大利亚过去红酒出口中国有15%的关税,协议签订后,降到了5%。两年之后,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税将变成零,而美国的红酒出口中国仍有非常高的关税。经济数据表明,中国正在变成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红酒市场。

  安德鲁・罗布还表示,2016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,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非常惊讶,他们过去认为中国不可能签署一个世界级的贸易协定。而中澳签署之后,关税顷刻下降,澳洲商品出口获得了迅猛的增长,比如牛奶的出口翻了一倍,龙虾的出口翻了三倍。

  “欧美如果还是那么高的关税,根本没办法跟澳大利亚竞争。”李中子说,他也是为即将到来的2019年提前布局,那个时候中澳之间将是零关税。

  李中子是为了产业和技术升级,购买海外品牌和技术,再带回中国市场进行嫁接。但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参与国际竞争。

  澳大利亚京纬投资的总监钱京珉曾在中国外经贸部工作。来澳大利亚留学后,她就留了下来,开始为当地的大型上市公司做并购投资。

  据她观察,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偏好正在发生一些变化。比如过去中国的国企大多喜欢投资矿产以及在当地开银行,私企则比较倾向于房地产,农业则广受欢迎。而现在,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竞争中,比如她曾经作为顾问,帮助中交建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基础设施建设商,这家公司在修建铁路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很强。

  钱京珉认为,这意味着,中国资本或将直接参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。澳大利亚地缘广阔,需要建设公路、铁路以及高铁的地方还有很多,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巨头希望看到的。

  中国地产商来了

  9个小时的飞行,两三个小时的时差,环境天然无污染,澳大利亚因此成为不少中国人首选的移民地。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原部长安德鲁・罗布说,现在已有5%的澳大利亚公民在说中文,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已有100万中国移民。

  随着中国企业的到来,有些中国移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。

  赵恒敏在20年前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澳大利亚,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当时香港和现在的内地一样,在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。他刚来澳洲的时候,一个初中只有几个中国面孔,而现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有中国学生群体,甚至有的比澳大利亚本地人还多。

  赵恒敏一直在澳大利亚做律师,他明显感觉到中国变开放了。还记得早些年的时候,他刚毕业不久,在一家律所打工,律所位于悉尼市区的一座A级写字楼里,能看到悉尼歌剧院等景观。不少中国企业来他所在的律所参观学习,每当这个时候,他就会被老板叫去当翻译,可当时中国来的企业家都是和景观合影留念,但拍完照什么生意都没留下。“那个时候,中国企业没有能力来投资,一个是没钱,另外钱也出不来,我都跟老板说不要浪费时间。”

  而现在,赵恒敏所有的客户都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。“我是澳大利亚房地产律师行业里唯一的华人。”赵恒敏很自豪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他和中国企业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,容易相互信任,另一方面,他的同学又全都是澳大利亚人,他比任何从中国来的律师都要熟悉澳大利亚的政策环境。

  澳大利亚人喜欢居住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别墅里,而随着中国开发商的到来,悉尼的市区开始建起了高层住宅。赵恒敏解释,因为这样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,中国人工作比较忙碌,没有时间打扫太大的房子。

  Kan夫妇就刚刚在墨尔本的市区中心买了一套公寓。Kan夫妇来自上海,他们非常年轻,一个80后,一个90后。如今,他们在墨尔本共同创立了一家名叫“MelMel”的IT咨询公司,主要提供咨询、设计服务。针对的客户正是来澳大利亚发展的中国企业,以及想要拓展澳大利亚华人市场的澳大利亚企业。

  此次中澳企业家峰会的LOGO就是Kan夫妇设计的。LOGO是由点和线连接而成,Kan的太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些点都是中国企业系列峰会去过的国家,可以把中间的那个点看作是中国。

  在中澳企业家峰会晚宴上,海富集团执行总裁、中外企业家峰会系列组委会主席董斌致祝酒词,他引用了《老子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澳关系――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。随后,在座的两百余位中澳企业家共同举起了手中的茅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