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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丨元淦恭说(ID:yuangg173)

头图丨2011年6月14日,建筑工人在尚未完工的深圳第一高楼京基100上刷油漆。©视觉中国

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8年深圳GDP按美元平均汇率计,超过香港。这意味着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华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,也第一次成为仅次于上海、北京的“大中华区”第三城。

距离3月5日还有不到一周。四十年前,1979年3月5日,国务院批复广东宝安县改设深圳市,要再过一年半,1980年8月26日,深圳经济特区才告成立。满打满算,深圳还未满四十周岁。在不到四十年里,深圳从一个南海边的小渔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三大都会,它的“奇迹效应”,全世界都看得见。

深圳的“高光时刻”

单就经济发展而言,深圳一直被视为中国的第一“模范生”。和北京、上海相较,深圳有发达得多的民营企业,诞生了华为、腾讯、比亚迪等一众本土明星企业,上市公司总数高居全国城市之冠。这些明星企业素来以高薪著称,也让深圳成为一片“淘金”的热土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址,©东方IC

和广州、杭州等强势省会相较,深圳拥有“经济特区”的政策优势,也是和北京、上海并列的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,存款余额、金融业增加值等指标长期稳居全国第三,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一系列银行、证券、保险机构的聚集,乃至与之相配套的会计师、律师等专业服务机构,使深圳拥有了一大批任何其他省辖市都不可比的庞大的金融“金领”。

和临近的香港相较,深圳除了金融、地产和贸易,还有相当坚实的实业基础。深圳的制造业产值和利润都是全国城市翘楚,还有相当发达的IT产业,这些产业部门在香港几乎已无立锥之地。

如果再加上滨海的宜人气候,绿树成荫的城市风貌,以及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的开放和包容,谁人不说深圳就是中国最好的城市?

“狮子山下”的香港梦

从任正非到王石,从马化腾到王传福,深圳一直是个“造梦”之城。“深圳梦”就是“中国梦”,它象征着中国人或是白手起家,或是长袖善舞,可以做成多大的生意,实现多大的梦想。

这和三四十年前的香港,何其相似?!

上世纪七十年代,香港街头流传的,是罗文的《狮子山下》。

“我哋大家/用艰辛努力写下那/不朽香江名句”。

人人都知道,就连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是靠卖塑料花起家的。在那个年代,只要胼手胝足,付出汗水努力,就能够实现“香港梦”。那时候的香港,屋价没有这么高,阶层没有这么固化,制造业还很发达……

后来的事,大家都知道了。今天的香港,虽然GDP已在京沪深之后,仍是和纽约、伦敦并列的全球顶级金融中心,中环的灯火依旧璀璨,拿GlobalPay的金领在这里运筹帷幄,筹谋大中华乃至全亚太的业务。在金融、地产之外,只剩下酒店、餐饮、商超、旅游等中低端的服务业态。

“东方之珠”,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成色并未褪色。然而,极高的屋价收入比,龟缩的居住面积,全球之冠的基尼系数,让这座城越来越不再是普通人的“梦想之城”。

前副市长的忧虑

深圳河的这边,屋价也早已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深圳虽然建设用地远多于香港,但市域总面积不超过香港的两倍,常住人口也已达到香港的两倍(亦即人口密度已接近香港),建设用地短缺的矛盾,在国内大城市中,无出其右者。

这几天,一篇深圳前副市长张思平剖析深圳楼市的文章,流传甚广。他的文章指出,深圳已经是全球“最难买得起楼”的城市,高屋价造成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买不起房,高租金拉高消费价格降低中低收入者民生水平,恶化经商环境使制造业物流业面临挤出产业濒临空心化,高屋价让青年成房奴降低深圳人才吸引力……

这些话,句句在理,又句句扎心。

深圳的确是中国内地在经济上最高歌猛进的城市,对于广大已经在深圳“上车”的居民而言,房地产市场的飙涨更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。但是,一水之隔的香港殷鉴在前,深圳能趟得过“产业空心化”这条河吗?

深圳关外的城中村,深圳产业工人重要的聚集地。©东方IC

深圳有一个指标居全国主要城市之冠——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。2017年的成都,非户籍人口占比11%;杭州,20%;北京,37%;广州,38%;上海,40%。深圳的这一数字是65.3%。

这个数字长期以来是被正面解读的。一个人能够吸引多少外来非户籍人口居住,是这个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标志。从京沪穗深杭蓉六个城市的统计数据来看,似乎非户籍人口比例越高,的确越发达。

但是问题在于,为什么深圳的非户籍人口比例还是比北京、上海高出巨大的数量级呢?深圳的落户门槛在京沪穗深四个城市里是最低的,基本只要是一个本科生,就可以在深圳落户。如此之多的深圳常住居民“来了深圳,也不做深圳人”,原因很简单,深圳的常住居民中,绝大多数是外来的农民工。

今天的深圳,已经出现巨大的分化。一边,是和京沪港比肩的富裕群体,另一边,是一线城市中罕有的规模超大的产业工人。随着深圳经济的持续“精英化”,相关的产业和就业人口果真能够不外流吗?

深圳和京沪穗差在哪里?

中国城市中的规范就业,大体来源于四类单位。第一类是纯体制内(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事业单位);第二类是国有企业;第三类是外资企业;第四类是民营企业。比较粗线条地看,企业的所有制属性,和从业者的收入水平,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。

我们按大面上比较粗地划分,可以把国人的收入分为三个档次。第一档达到一线城市社平工资300%(目前多数一线城市社平工资在6000到7000元,超过社平工资三倍就是20000元以上),姑且称为“金领”;第二档在一线城市社平工资的130%到300%(大概一两万),也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典型的“白领”(在“白领”中也算收入相对较高者,也包括少数高级技术工人等);第三档,即一线城市社平工资左右或更低者,大体相当于“蓝领”。(也有不少白领在这个工资区间,为方便表述,一概称“蓝领”。本文讨论合法公开收入,不进行其他延展)

这几类人在从业单位的分布大致如下:

“金领”主要包括非银金融、地产、IT等少数高收入行业的骨干员工及以上;体制内单位(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)较高级管理者及以上;非高收入行业(即不含金融、IT等高收入行业)民营企业高级管理者;顶尖外企企业骨干员工。

“白领”主要包括非银金融、地产、IT等少数高收入行业的普通员工;体制内单位的大部分从业者;较优质外企的普通员工。

除了上述人士以外,其他人的收入大都在普通水平。

很明显,深圳的“金领”工作机会是相当多的,金融、IT、地产这几个行业深圳都比较发达;其他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也在全国城市中居于领先地位。单看“金领”,深圳比肩北京上海,肯定是碾压广州的。

然而,如果看“白领”,情况就大不相同。我多次分析过,上海和广州很显著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地位吃重,而深圳国资和外资相对弱,民营企业较发达。

国资和外资在产业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,那是一个经济学问题。但从薪酬福利角度来看,国企和外企总体比民企的薪酬高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除了金融、IT等个别高度智力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以外,产业属性等多重原因决定,大多数民营企业除了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层,绝大多数雇员的收入都很一般(杭州一直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、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,但长期以来高薪工作机会并不多也是这个原因,参见《阿里巴巴对杭州意味着什么》)

但体制内单位(公务员、事业单位)、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不同了(相较于大多数民营企业)。它们通常都有相对线性的薪酬和级别体系(为什么外资和国企有,又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,这里只说结论)。所以,这些机构产生了最大规模的“白领”工作岗位。

广州珠江新城及广州塔。©东方IC

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“白领”工作机会,都要比深圳多得多。

就用一个最简单的行业举例——银行,这是最典型的“白领”密集的行业,同样是工农中建交这样的大型国有银行,在广州就有省分行和市分行两级,编制自然就比深圳多。宝洁、玛氏这类传统的外资快消品牌,一直以广州为中国区总部,而在深圳,则是几无分布(深圳当然也有不少外商投资,但大多是集中在生产环节主要雇佣产业工人而非管理者)。高等院校、中小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,广州和深圳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。

就实然而言,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大型央企的分支,和一个城市的“资源配置能力”“总部经济聚集”“上市公司家数”等指标都没有关系,也不是一个城市经济效率的活跃因子。但在目前的中国,这些机构产生的大量“白领”就业机会,事实上是民营经济替代不了的(这一现象有深层次原因,本文不展开论述)

深圳没有“护城河”

所以我们看到另一个数字,2017年,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城市中仅排在第七位,低于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和武汉。根据目前武汉和成都披露的数字,深圳2018年社零总额仍将低于它们,继续排在第七。

重庆常住人口三千万,和其他城市没有明显可比性。深圳社零总额大致只有上海的一半,广州的三分之二,和成都、武汉两个GDP仅有深圳六成的省会城市在同一数量级甚至还略低。

个中原因,如前文所述,深圳除了大量的“金领”以外,“白领”的工作机会相当有限,整个城市的财富绝大多数是蓝领创造的,而以农民工为主的“蓝领”群体消费能力并不高。也就是说,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,天津、重庆、苏州等纯工业城市只涨GDP不涨收入的效应在深圳同样存在,不过深圳金融、地产、IT等行业带来的“金领”集聚效应,让人们很容易忽视深圳“白领”整体规模远不如京沪穗的事实。

华为东莞松山湖基地。©视觉中国

深圳现在的屋价,对“白领”的挤出效应已经非常强了,甚至连以员工盛产“金领”著称的华为,也将终端总部转移到东莞松山湖。深圳的国资和外资本来就相对不如京沪穗,如果不从事金融、IT等个别超高收入的行业,一般白领在深圳赚钱也不会比在武汉、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多到哪里去。

更重要的是,深圳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隐忧——没有“护城河”。

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的屋价同样很高。但北京、上海、香港有“户籍附加值”。香港特区身份自不必说,北京、上海和户籍绑定的大量的教育、医疗等社会福利,让许多优秀人才宁可承受较高的屋价痛苦指数,也要获取京沪两地的户籍成为其常住居民。而深圳户籍,没有这样的附加值。

相反地,由于深圳的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事业和它“一线城市”的地位不相适应,这既使深圳相对而言少了很多有相当消费能力的“白领”,也让许多到深圳打拼的人对留在深圳这件事感到彳亍。如果考虑深圳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,深圳比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成都这几个强二线城市的“性价比”都要低。

深圳面临的潜在挑战,不仅是制造业和物流业的“产业空心”,还有“白领”岗位的相对稀缺和对“白领”群体吸引力的走低。

风物长宜放眼量

深圳有明媚的阳光,它的拥趸们会时常把这里和旧金山湾区相比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公布,更让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此。

但深圳终究不是旧金山。

旧金山大湾区人口不过七百多万,其中有16家世界五百强总部,其中绝大多数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科技公司。从薪酬水平和雇员规模上,深圳能和湾区的五百强企业大体对标的,也不过华为和腾讯两家。

除了微软和亚马逊总部在西雅图,美国几乎所有的顶级IT公司总部都集中在大湾区,这才使湾区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技术高地(当然也是房价高地)。而在中国,IT产业远没有这样的集中度,北京、杭州、上海甚至广州,都拥有相当多的技术人才。

位于硅谷的苹果“飞船”总部。©视觉中国

超高薪酬的IT从业者占深圳就业人口的比例,要比IT从业者在湾区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低得多。这意味着,深圳如此之高的屋价,在产业上的基础远比湾区薄弱;而在人才吸引力上,又远远不及湾区。

观察创业史可以发现,除了少数的技术天才,大多数成功的创业者,通常都是在三四十岁有一定物质基础之后再选择创业。媒体上固然有许多“90后”创业者的故事,但今天大多数成功的创业者仍然是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。

对于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而言,深圳毫无疑问是“天选之城”。他们通过自身努力买房(甚至多套)完成原始积累,即使当时不在深圳在北京上海买了房也是好的。今天他们在深圳创业,因为深圳良好的市场环境、产业集群,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五年后,十年后,当“90后”到了创业的“当打之年”。背负着重重房贷的他们,还敢毅然决然地离开大厂吗?

十多年前,人们看到苏州和长三角因台资外资北上的生机勃勃,担忧着深圳可能会失去将来。意外的是,当年以“山寨”和“华强北”而闻名的深圳,因华为,OPPO、VIVO成为中国制造的金名片。

现在,人们赞叹着这个不足40周岁的城市的奇迹。谁又知道十年后,她是补齐了所有短板的宜居之都?还是一个像香港一样的城市——少数企业很牛X,少数人挣得很多,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,彻底丧失了吸引力。

深圳需要做的,还很多很多。而她需要迈过的这道坎,又何尝不是这个宏大时代的隐喻?